资料图：2014年2月20日，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场控弥漫着黑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经历了11场手术和三个月的痛苦挣扎后，33岁的乌克兰反腐活动人士卡特里娜甘兹尤克（Kateryna Handziuk）于11月4日在基辅一家医院绝望地离开人世。
曾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市（Kherson）出任市议员和市长顾问的卡特里娜，长期以来一直针砭时弊，批评当地安全机构以及乌克兰内政部的腐败现象，这让她在当地小有名气，而最终也为她带来了杀身之祸。
7月31日晚，一名陌生男子敲开了她家的大门。打开门后，迎接她的是1公升的浓硫酸。卡特里娜全身40%的皮肤被严重烧伤，被紧急转至首都基辅治疗，但最终还是因为血栓和多种并发症辞世。
尽管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再三要求调查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凶手”，但案件至今没有进展。当局早在三个月前就逮捕了五名犯罪嫌疑人，但对于案件后续进展却一直三缄其口。乌克兰检察院将案件归咎于分离主义激进分子，称其目的在于破坏乌克兰地区稳定。
对卡特里娜来说，如果没有遭遇意外，她本该参加11月21日的乌克兰广场革命纪念日活动。
五年前的这一天，基辅爆发大规模亲欧盟、反亚努科维奇政府示威游行。2013年12月，示威演变为暴力流血冲突并持续升级，在乌克兰安全部队实际保持中立的情况下，示威者占领了基辅市政厅等政要机关长达数月之久。次年2月，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出逃乌东地区，其所在政党“地区党”在经历大规模潮后迅速土崩瓦解，亚努科维奇被乌克兰最高拉达（即议会）撤去总统职务，并遭全球通缉。
出于对乌克兰可能彻底倒向西方的不满，以及对黑海舰队可能失去塞瓦斯托波尔军港的担忧，俄罗斯决定施以雷霆手段，迅速派军占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使亚速海实际成为俄罗斯的内湖，这导致了双方近日在刻赤海峡的军事冲突。
五年前也许鲜有乌克兰人会料到，俄乌关系的恶化会使乌克兰的领土完整都无法得到保障。而乌克兰人民和新政府所期望看到的民主和繁荣也不过是镜花水月。五年以来乌克兰腐败现象未见好转，民主化改革进程举步维艰。
2018年5月中旬，一批来自欧盟的103个集装箱抵达乌克兰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敖德萨，主要货物为自行车零件、花园工具、皮鞋和雨具。而到了5月底，报关清单显示，集装箱内的货物变成了20吨刷子和硬纸板，所应缴纳关税也从17710美元变成了4875美元。
在敖德萨、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甚至在基辅，同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乌克兰每年在关税上因腐败损失48亿美元，这笔款项相当于乌克兰政府每年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也相当于乌克兰每年从欧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总额的两倍。
“乌克兰至少有30%到40%的关税收入消失了，”乌克兰总检察长Jurij Luzenko在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表示，“从警察到海关，从检察院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SBU，人人都有份。”
一位敖德萨港口工作人员透露：“海关和国安局拿大头，为此专门成立了无数的清关公司，这些公司背后的持有者包括国安局高官、边检负责人等等。”
不仅仅在海关，乌克兰的腐败现象根植于几乎社会每个角落。在基辅国立大学，参加新闻学院考试需缴纳50美元入场费；请求教授修改或审阅毕业论文需在初稿内附上200美元。在公共部门，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Energoatom）负责经营乌境内所有核电站，2016年乌克兰电网公司（Energorynok）向其支付的8000万美元中的90%不知去向，最终导致全国范围电力紧张。
腐败在乌克兰还带有残酷的血腥味。卡特里娜的悲剧不是孤例。2018年元旦，人权律师Irina Nasdrowskaja在基辅街头被人当众刺死；3月，环保人士Mykola Jarema在基辅郊区被殴打致死；6月5日，Mikolaj Bytschko在公开反对当地建设垃圾场后，被人吊死在哈尔科夫周边的森林中。如同卡特里娜被害案一样，这些案件至今未破。
塔季扬娜（Tetjana Petschontschyk）在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决定返回祖国，她于2012年在基辅建立了人权信息中心HRIC，希望能为社会活动人士提供帮助和保护。
“其实早在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时代，针对反腐活动人士的犯罪就屡有发生，只不过当时没人愿意也没人敢于统计究竟发生了多少相关案件，”塔季扬娜在接受欧洲媒体专访时表示，“今年类似的案件已经发生了60起，基辅已经是相对安全的大城市，在地方上情况只会更糟。”
欧洲各国清廉指数，2016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并列欧洲倒数第一。图源：透明国际
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4年公布的数据，乌克兰的清廉指数位列全球142名，为欧洲倒数第一。在广场革命之后，乌克兰涌现出了一批如卡特里娜一样的年轻反腐活动人士，在他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腐败案件浮出水面，受到公众的关注。2017年，乌克兰的清廉指数升至130名，超越俄罗斯成为欧洲倒数第二的国家。
尽管乌克兰不乏反腐活动人士，但他们的人身安全却无人保证。卡特里娜的牺牲也许只是枉然的，乌克兰执法机构无法还她公道和正义。
根据HRIC的数据，针对反腐活动人士的暴力案件中，超过90%被警方直接认定为假警。卡特里娜遇害案一开始仅仅被警方认定为“流氓案”，在案件持续发酵后才被定性为谋杀未遂，即使法律上的“宪法最高保护者”、总统波罗申科长久以来也对案件保持沉默，直到一周前才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该案。
不仅仅是警务机构，2015年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要求下新成立的乌克兰反腐局（Nabu），就是一个被制度性腐败所瘫痪的典型例子。拥有650名员工的反腐局主要针对法官、议员、国企高管以及政府要员发起调查，但其成立至今三年以来的业绩仍然为零。
局长Artem Sitnik被称为乌克兰为数不多的政界清流，却也是政府内部的“小丑”。“我们至今已经成功将140名官员告上法庭，”Sitnik无奈地表示，“但没有任何人被判刑，我们的调查被蓄意阻挠，法院的审理一直会莫名被冻结或无限期拖延。”
从地方法院到最高宪法法院，按照Sitnik的描述，所有判决都可以被明码拍卖，从亚努科维奇时代开始，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以收受高达100万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贿赂，至少有十多位被反腐局控告的法官无法解释他们购置豪宅别墅的资金来源。而正因为存在受贿的把柄，政府高层能轻易控制这些法官的判决。
“也有不受贿的法官，但他们得承受巨大的压力，”Stinik领导的反腐局曾逮捕一位前议员Mykola Martynenko，罪名为侵吞2000万欧元欧盟援助，在电视画面中，Stinik叙述这段插曲时显得格外平静：“那件案子的主审法官没有受贿记录，但庭审当天的旁听席上出现了15名议员和3名部长。在乌克兰，（犯罪嫌疑人）和高层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审判结果，我见过有偷窃20美元的平头百姓最终被判数年徒刑的。”
由于政局的不稳定以及无法根除的腐败，乌克兰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广场革命后出现了持续下滑。
合理的选举制度、独立于行政机构的司法体系、适用于所有公民的法律和程序，以及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团体——这些被视为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关键要素。而在缺乏前两者的乌克兰，广场革命后涌现出的社会活动人士在国家机器面前完全施展不开拳脚。
尽管作为总统的波罗申科在上台初期就表明了“去寡头化”的执政思路，但他不仅无力节制手下官员干涉司法机构，其本人也被媒体称为“新寡头集团的代表人”。波罗申科在担任总统前就是被称为“巧克力大王”的乌克兰第五富豪，但他在当选总统后“将不再管理其企业以避嫌”的承诺至今仍未兑现。
乌克兰无法正常民主化的另一大阻力在于各地区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严重的分离倾向。西部的加利西亚地区历史上长期归属奥地利帝国，东部的哈尔科夫和顿巴斯历史上都在俄罗斯帝国境内，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当局刻意的“去苏联化”、“去俄罗斯化”政策更加导致了整个国家缺乏文化认同感和历史归属感。而这一顽疾在短时间内是无法靠任何制度建设能解决的。
乌克兰的政治分化在2010年大选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图中蓝色选区代表亚努科维奇占优，红色选区代表季莫申科占优，绿色代表双方得票数不分上下。在乌克兰西部和东部都出现了单一政党占据绝对优势的现象，中立的摇摆省屈指可数。
由简单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混合的选举制度进一步将地区差异带入了议会。各地区的政党为吸纳本地选民选票而提出“去中央化”的政见本来并不稀奇，但受益于赢者通吃的简单多数制，这些政党的力量在最高拉达被扭曲放大。
长期以来缺乏针对全国选民的政党，这一状态自乌克兰独立以来就持续存在着，在俄乌持续冲突的背景下，乌克兰已经越来越表现出极化多党制的特征。此外，实行一院制的乌克兰议会也缺乏能够代表各地区利益的参议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乌克兰内部凝聚力日趋减弱的现状。
“乌克兰的未来在哪里？我不知道，其实我也不关心，”15年前随父母移居德国的Gennadiy Koltun对界面新闻记者说。言语之中对祖国的态度比较冷淡。“我的俄语依然是母语水平，其实我不觉得乌克兰语和俄语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生于基辅的他目前在慕尼黑工业大学任教工业自动化，不久前刚带德国未婚妻回家乡探亲。在被问到是否有意回到乌克兰时，Koltun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理由是乌克兰无法提供工业自动化的工作岗位，而德国始终是他认同的第一故乡。
“基辅真的很漂亮，完全看不到五年前惨烈的样子了，我推荐你一定要去旅游，其他就没什么了。”他说。
（本文作者钱伯彦、陈英为界面新闻特约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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